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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中國與世界有三個層次的含義：

第一，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一個長久以來傳統的中國命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就同該問題緊密纏繞在一起，構成了研究中國的底色。中國與世界是何種關系？中國與世界如何互動？它影響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經久不斷、常議常新。與此同時，它也是一個世界性命題。目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體，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影響著世界經濟走向和國際格局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就是中國，中國就是世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密不可分，成為了國際社會熱議的話題，構成了全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變量。

第二，在全球出現百年未有之變局的當下，新冠疫情為變局增添了新的變量，使其變得更加復雜、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僅引領著當下經濟表現及政策安排，也影響著未來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軌道，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將疫情納入視野，從經濟社會發展范式變動角度加以討論，無論在當下還是未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經濟關系是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底層邏輯，經濟關系的變化會引起其他國際關系的變化。疫情影響的并不全然是經濟，經濟問題僅僅是理解世界問題的一個線索。疫情引領了經濟變化，經濟變化誘導了其他變化，理解經濟問題可能會幫助我們更深刻地洞察國際關系和世界變化。

一、對疫情的經濟學理解

2020年，世界經濟出現了歷史性衰退，是繼1933年經濟大危機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于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為核心問題。區別于傳統的經濟危機，本次疫情引發的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涉及到人類的生存，是百年以來未曾遇到過的危機。疫情不僅從外部沖擊著經濟，而且內生于經濟活動本身，已超出了我們的人生經驗。我們可以從以往的經濟危機中找到答案線索。歷史上確實曾發生過外部沖擊導致的經濟危機。例如自然災害和地緣沖突。但是沖擊通常是偶發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暫的。當沖擊過后，經濟會回歸正常軌道。與此相對應，國外的經濟危機大多是內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擴張跟不上生產的擴張，生產過剩就成為周期性現象。再如，在當代經濟中，以杠桿伸縮為標志的金融周期也成為常態。而人類經過長期經濟活動實踐，已形成了控制辦法，至少是找到了應對思路。前者表現為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代表的宏觀調控，后者表現為以控制杠桿率為核心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機，它傷害的是人。當人類遇到生存與毀滅問題，且當下迫在眉睫時，問題就發生了性質的變化。

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它有兩層相輔相成的含義，從經濟學角度觀察，人是勞動力，是最活躍的基本生產要素，構成經濟活動的基本條件。與此同時，從社會學角度觀察，經濟活動最終目標是為人服務的，構成了經濟活動的意義。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傷害了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躍的要素。當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不能自然進行時，不僅經濟活動失去了基礎條件，更重要的是，經濟活動喪失了意義。由此，使深藏于經濟活動背后的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意義走到了前臺，不能把勞動力再生產視為一個只要給足薪酬就能生產的確定性自然過程，而是一個關乎生命的社會過程。換言之，只有加以干預、控制疫情，才能穩定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條件，才有經濟活動的可能及意義。它改寫了經濟學的前提，以人為本、生命至上，這意味著抗疫不僅內生于經濟活動，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經濟政策，由此誕生了新冠疫情經濟學。

在疫情經濟學下，我們考量問題就和過去不一樣了。在疫苗和特效藥尚不成熟的情況下，物理性隔斷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種意義上，疫苗反而變成了物理性隔斷的輔助措施。然而，經濟活動是需要互聯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聯互通是世界規模的。于是，兩者之間形成了悖論，這種社會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經濟衰退。經濟衰退變成了抗疫政策的代價，由此產生了政策決策的艱難性。抗疫還是經濟增長成為眼下必須要做的抉擇，猶豫不決由此而生。猶豫不決不僅會導致抗疫政策執行困難，甚至會錯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來，疫情蔓延終究會影響經濟，經濟政策還是要服從于抗疫大局，成為從屬性的政策安排，表現為疫情期間的經濟政策方向就是對沖經濟衰退，它構成了抗疫經濟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手段就是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

但是，第一個悖論導致了第二個悖論的產生。疫情盡管同時影響著經濟的供需兩端，而隨著疫情的蔓延，供給端因停工停產而受到的影響程度遠遠大于需求端。傳統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需求側改革，其手段是以總需求管理為目標的。這種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對沖因停工停產引發的供給端下降，其結果是宏觀經濟政策極度擴張，而經濟衰退依然存在。一個新的悖論就產生了。在新的悖論下，人們發現抗疫經濟政策不應僅僅著眼于短期總需求下降，更應關注長期供給能力的維持。換言之，傳統宏觀經濟政策由此變為以抗疫為主的紓困解難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對弱勢群體、基本民生行業和市場主體進行紓困，保留未來經濟增長的種子，維持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這時傳統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就變為以紓困為主的抗疫經濟政策。

從疫情發展可看出，疫情是服從正態分布的，各國疫情發展的區別僅僅在于正態分布形狀的不一致。從政策制訂的角度講，如果疫情服從正態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隨著這一正態分布的階段變化而進行重心的調整。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時，不惜代價控制疫情是經濟政策的重心；第二階段是紓困，當疫情蔓延并走向高峰時，為了避免對經濟社會的過分傷害，需要鋪上安全墊，對弱勢群體、民生行業和市場主體進行幫扶。紓困成為經濟政策的重心；第三個階段是重啟，當疫情得到控制并基本平復后，重啟成為經濟政策的重心。重啟既包括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恢復，也包括以規則為中心的制度重建。經濟重啟后宏觀經濟政策回歸常態。需指出的是，政策邏輯是隨著疫情的演變而演變的。這是因為疫情對經濟表現起到邊際引領作用，使經濟政策基本處于被動應對地位，視疫情變化亦步亦趨，相應就會出現兩種政策狀態：一種是正常狀態。如果疫情按照預期的正態分布發展，經濟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個階段進行安排。另一種是非正常狀態，如果疫情持續得不到控制，超出人們預期，原先設計的政策工具箱開始見底。而一旦抗疫經濟政策彈藥耗盡，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統性，不再是整體、連續、協調的狀態，而變成一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可捉摸狀態。

綜上，從抗疫整個邏輯來講，縮短疫情的持續時間是保持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前提。